创作札记——《一副从城里来到乡下的麻将》的心路历程
余清平
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写好你的村庄，你就写好了全世界。
村庄，是世界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更是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是作为主体感知的源头和必然存在的基础，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或许还是。村庄，如同河流的源头，给社会发展这条大河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和基本图式，成为我们感知和想象的首要依据和无尽的素材。追溯起来，有了村庄，才有了社会发展，才有了延展了我们的想象和创作源泉。
我是一个流浪者，掰着手指数到今天，在老家与城市的生活时间几乎各半。虽然在广州这个大都市生活了二十多年，但我骨子里一直是当自己是个游子，虽有融入，却无法皈依。是什么情绪令我无法有皈依感？这个毋容置疑，是生我养我的乡村，是生长在故乡父母亲坟头的那一小片摇曳的萋萋蒿草。
诚然，生我的村庄给予了我生命，但我谋生的城市却给予我更多，养家糊口、生命的延续与富足，更令我猝不及防的是有了对生命存在的意义和对存在价值观的叩问与探求，要以一种怎样的方式记录存在并使之有延续的可知性与必然性。我想，我得好好思索这个闯入我脑际的问题。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曾几何时，一群群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可以进城成为工人？这个昔日不可想象的事儿就像神话一样一夜间成为了现实。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国家不断的富足与强大，农民的生活也不再是被囿于农村，也可以进城不再劳累于日晒雨淋的活儿，甚至户口迁入城市也不是什么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大批年轻农民工（现在叫务工者）进城。可是，这就苦了乡村。乡村留下的是大批老人和年幼的孩子，昔日充满活力的乡村随着年轻人进城逐渐衰老甚至消亡。这个典型的问题又凸显在我们的脑海里，令我们不得不思考，更得去面对。
犹记得，我的父亲是1946年参加地下农会工作，1947年入党，是一个典型的反对“歪风邪气”的共产党员。他做了一辈子农村基层干部，有着非常坚定的信念。可是，临到七十多岁的时候，却喜欢上打麻将。要知道，这在以前是他坚决不允许做的事。那一刻，令我对生活对世态有了新的审视。农村娱乐场所几乎空白的，令时间寂寞得如同地底下的黑洞，老人们的日子就像南极的雪山，冰冷、坚硬。唯一能给这日子增加一点温度的就是麻将。
2007年，父亲小中风，等我兄妹仨从广州赶回去，父亲的病却奇迹般地好了。父亲一连声地责怪母亲，说他的病不碍事，我母亲却偏偏要打电话让我们兄妹回去，千里迢迢的，浪费时间浪费钱。我们临走时，父亲只有一个小小要求，让我在广州给他寄一副麻将，说原来的那副有几个是配子。我满口应允。返回广州后，我跑了几个商店，选了一副很精致的翡翠绿麻将邮寄回去。我知道，父亲玩麻将是驱赶难熬的寂寞。
以前，父亲身体好的时候，经常去别的地方打麻将，自从小中风后，就少去其他地方，多数是打电话让别人来我家玩。他老是说这是广州的麻将，质量好，玩起来舒服。母亲总是好饭好菜招待来打麻将的人。可是，后来，随着老人一个个故去，凑一桌麻将也有点难。这时候的父亲，反倒不怎么想玩麻将了。
父亲故去后的几年，我以他为原型写了几篇小小说，比如《空巢》《父亲》《鸟窝》等等，但这几篇虽然都上了刊物，但我觉得心理面还有一股激流在汹涌澎湃，搅得我欲罢不能，我还必须继续写下去。
因此，我再一次理顺头绪，回忆父亲的点点滴滴。我想作为作者，得让自己的作品有震撼力，特别是反映这城乡反差的题材。如果写一篇悲剧作品，要写得让读者随着故事的推进而受感染，才说明作品的感染力有了一定的力道。如果再令读者流泪，那这作品就可以说是接近成功。如果作品让读者的泪不是往外流，而是往肚子里流，就说明作品获得了成功。但是，还有没有更进一层的作品呢？答案是肯定的，有！
我想到了法国作家哈霍利那篇传世经典作品《德军剩下来的东西》。这篇不足200字的作品传递给读者的却是风雨雷电般的震撼力——战争带给人类的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摧残，更为深重的是精神上的摧残，但是，当丈夫看到自己那个为了活下去而成为了妓女的女人时，他的惊喜与情感却不亚于原子弹热当量的瞬间爆发！他该怎么做呢？他选择了谅解。我想，我也要为今日的乡下父亲们写一篇谅解自己那些为了生活而远离家乡的孩子们。我必须要这么做。事实上，父亲们也是这么选择的。
我记得，很多读者告诉我，说读我的《风中的小丫》流了不少泪，但我不想也期盼读者们不再为《一副从城里来到乡下的麻将》中的父亲流泪，更希望带给读者的是思考，思考我们美丽的村庄，思考我们勤劳质朴的父母亲。
（载于《辽河》杂志2018年第2期）
作者简介：
（香港大中华通讯社）
记者：信炜
